7月9日晚，上海外国语大学二级教授、《中国比较文学》主编、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宋炳辉教授受邀为金沙威尼斯欢乐娱人城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中心高端系列讲座第二季第三讲开讲。第三讲的主题为“借镜与创新：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方法的一点思考”。讲座采取线上直播的形式，由金沙威尼斯欢乐娱人城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中心成员黄若泽助理教授主持，吸引了各校师生的积极参与，反响热烈。在这一讲中，宋炳辉教授从学科理论和方法论角度切入，结合鲁迅和果戈理关系视阈中的《狂人日记》这一典型案例，就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如何展开提出精妙见解，重点指出文学关系的呈现应进入文学与文化的创造领域，相应的研究方法也应进入创造性阐释层面。

讲座伊始，宋教授首先指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独特学科地位。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是中国文学、比较文学的重要领域，也是“外国文学”学科反思的必要参照系，因而处于学科系统中的交叉地带。对“文学交流（史）”和“文学关系（史）”这两个学术概念的区分是思考中外文学关系的重要前提。“交流”与“关系”包含不同的意义内涵和方法指向，其中“关系”的意涵更为复杂。对其作恰当的分辨，有助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立场与方法的探讨。

宋教授指出，中外文学交流虽在逻辑架构上是双向的，但在事实关系中却存在不对等性。在同一历史时期，文学和文化的流入与流出是不平等的，其轻重缓急与流动程度都可能存在差异。例如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外文学交流有明显落差，大体而言是流入大于流出。这一落差不仅体现在文学传播层面，还体现在文化产生的影响层面。再者，中外关系在结构上也存在不对称性，“外”是多个国家的统称，而“中”则代表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突出不对称性，能够折射出观察者的研究立足点。此外，文学文化的交流是事实、历史展开的实践过程，但实践产生的具体效果应落实到读者如何接受、作家如何转化外来文化上。交往本身有偶然性，输出主体无法决定交往产生的实质效果，文学文化交往的主导者应是接受主体。

宋教授表示，中外文学关系是一种复杂多元的关系综合体，主要包括两种关系类型，即实在性关系和经理解/阐释而得出的逻辑关系。中外文学关系是实在关系与逻辑关系的统一，也是外在关系和内在关系的统一；它是一个具体、动态的历史展开过程，因而其研究方法也应相应地打破比较文学传统中的影响与平行研究分野。

随后，宋教授对学界现有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方法论作出反思，认为关系研究有不同的层次，不同层次各有阐释限度、盲点乃至陷阱。关系研究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事实联系层面，文学思潮层面和独创性层面。事实联系层次即事实材料的发掘、梳理和叙述，这个层面上的中外文学关系具有两个相反相成的特性:确凿性和无法证伪性。文学思潮层面的研究也有一定的限度。真正具有创造性的作家往往逸出时代思潮之外，或者难以被某种思潮所涵盖。在研究过程中，一旦选定某种主义作为切入口，将作家框定在某种单一框架上，容易对作家及其言论分析产生先入为主的想法，因而导致理论逻辑性和个体体验的不一致性。相比之下，文学创造发生是一种深入的、综合化的创造性转化，融合了作家个体的全部独创性，也很难确切地在独创与借鉴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宋教授认为，文学关系研究必须朝着作家的个性化、独创性的分析和阐发层面推进，深入到作家具体创作对外来资源的吸纳融化层面，进行个案式全方位的阐发研究。

就此，宋教授进一步借助案例《狂人日记》推动方法论的思考，分别从写作时间、作者当时的年龄、狂人形象、其它相似形象以及作者与人物关系（叙述语调）对比果戈理和鲁迅的两部同名作品，并借助鲁迅本人的序言及其它文字佐证鲁迅创作时确实受到果戈理同名小说的启发，指明作为中国现代小说滥觞，鲁迅小说《狂人日记》与果戈理同名作品有直接借鉴关系，为鲁迅创作的分析提供了发生学意义上的切入点。宋教授特别指出，事实联系只是研究的前提条件，不能仅凭发生条件断言作品的价值，价值判断应基于文本分析。

接着，宋教师从以下五点分析鲁迅与果戈理同名小说的文本关系：狂人的性格或精神病症；主要情节线索；叙述人的设置；叙述结构；主题与艺术效果，重点阐释了叙述结构和主题及其艺术效果两个方面。

就叙述的结构层次和形态而言，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是单纯的第一人称叙述文本，以“日记”形式呈现；而鲁迅的同名小说则以“题记（序）+日记”为表现形式。此种叙述设计是一种双重叙述或套式叙述文本，有多重意义。以文言书写的题记（序）象征着旧世界，是正常的世界；而用白话所作的正文（日记）则象征新世界，是病态的世界。题记与正文因而构成了对应，甚至是对抗矛盾的结构关系，具有独特性和创造性。小说通过写实模仿直接指向外在世界，通过叙事形式以隐喻方式，既指向外部，又在内部相互指涉、相互质疑，体现复杂的现代涵义。

就主题及其艺术效果而言，果戈理的叙述以经典现实主义规范为依据，呈现了沙俄时代官僚等级制度、底层灰暗的生存状态，通过讽刺幽默的叙述风格，表达了对弱者的同情，对现实不公的控诉与谴责，体现了批判现实主义的人文主义思想立场。而鲁迅的叙述则以严格的精神分析方式展开，通过狂人对“吃人”现象的觉醒、恐惧、批判、劝导和自我忏悔，体现了人文主义的社会批判与现代主义对人性、自我的质疑、绝望与反省。两部小说中“救救孩子”的不同意涵便是两者差异的典型例证。

宋教授最后总结道，鲁迅的现代小说《狂人日记》与俄国小说家果戈理的同名小说有直接借鉴关系，但并不妨碍其独创性才华的呈现，也不意味着这种事实联系对鲁迅作品的文本阐释和文学史意义的确认起决定性作用，更不能把鲁迅的创作发生限定在果戈理或中俄之间的某一条线索。对照性阐释分析的用意不只是判断两同名作品艺术成就的高下，更在于借助对鲁迅作品的创作发生和文本分析，探讨跨文化影响和接受中如何呈现其独创性意义。宋教授强调，比较文学之“比较”，不止于比较两者的异同，而应专注于创造性的依凭、内涵和意义。

讲座最后，在线师生积极参与互动，提出自己的观点与疑惑。宋教授从自身经验出发，就鲁迅与西班牙文学关系，文学独创性如何界定与描述，接受的主动性与被动性等问题一一答疑解惑，其独到见地令听众受益匪浅。讲座在思想的交流碰撞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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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邱幸可

图/刘月洁、吴月玲、曾丽萍